周雪光 | “荒废心灵，天理不容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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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年来，我有时会想象这样一个镜头：某一天，我的系主任、或学院领导或其他同事会敲开我办公室的门，很客气又尴尬地请我解释一下，这些年来我究竟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。

作者 | 周雪光，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

原刊 | 周雪光教授新浪博客

来源 |“三农学术”（snxsac）公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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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年来，我有时会想象这样一个镜头：某一天，我的系主任、或学院领导或其他同事会敲开我办公室的门，很客气又尴尬地请我解释一下，这些年来我究竟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。

之所以会有如此想象是因为，同事们有疑问是合情合理的。我于2006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。那段时间正是我学术研究转型的关口。在2006年前，我的研究工作多是量化研究，多在美国社会学主流的英文杂志上发表。这应该是斯坦福同事们决定邀我加入他们队伍时对我的印象和依据。

自那以后的十余年里，我的大多数研究活动集中在国内乡镇的田野观察。十多年来，我只是偶尔用英文发表文章，而且不是发表在社会学主流的英文杂志上。我的大多研究工作都是用中文、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。斯坦福大学的大多同事不懂中文，更不会阅读中文期刊。这意味着，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的内容和成果，可以说一无所知；即使中国研究领域中的美国学者对我的中文作品也近乎毫无所知。

按照学校规定，教授每年一度报告一下自己的学术活动，即把发表文章、教过的课程、参加的学术活动，在表格上罗列一下。在名义上，这个做法为系主任每年一度评定教师工资提供参考。但实际上，其形式大于实质性内容。系主任在决定教师工资的调整时，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比例普调，以及上下略有微调；这也是校方和院方的基本原则。在个别情况下，系主任会提出稍大的调整，但这种情形需要与学院的主管院长认真讨论后才能决定，而且时常是针对过低工资水平的上调。换言之，这种普增微调的工资报酬形式很是符合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公共领域“低强度激励”原则，以鼓励学者从长计议，以便以最合理的资源—时间和精力—配置，按各种任务的轻重缓急来追求自己的目标。

当然，学术评价是多方面的。科研型大学的诸多任务中，科研工作最为重要。虽然报酬这方面低激励，但学术市场上有各种衡量标准，包括学术成果在期刊上公开发表交流，其分量如何在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，这自然会通过学术市场的其他机制来影响到学者相关的评价和机会。

这么多年来我的研究工作几乎为同事领导不知不详，但工资照领，照例参加系里活动和与同事来往，并无两样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所在单位的一位同事十几年来的工作活动状况，大家都几无所知，的确是说不过去。可以想象同事们心里犯嘀咕：我们花了这么大气力把此人招来，怎么来后就无声无息了呢？

如此想来，系主任或同事敲门询问或用其他方式施加压力，不是不可理解的。但从来没有。以我还不算那么粗糙的心理感受上，无形的压力也从未感觉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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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这十几年来，正是我的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，自以为这段时间的学术成就和高度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。在2005年前那个时期的研究工作，虽然发表在本专业的英文主流刊物，但大多属于常规性（normal science）研究工作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好的学者，有了同样的条件（知识、资料、包括时间等资源），大致也可以产出类似水平的学术成果。而我在近十几年来的研究工作，主要是创造性的研究工作，即经过自己深入思考，带有自己特定视角得来的心得体会，对知识体系有自己的独到贡献。

当我于2004年开始田野研究时，并无明确研究目标或计划；主要是想换一种研究形式，以图激发新的研究灵感。模糊中的想法就是，寻找中国社会的某个角落安静地待一段时间，潜心观察和体会中国社会的变化，以便找到新的研究课题和线索。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引到了北方的一个乡镇，开始了随后十余年反复往来的田野观察。

在田野期间，路过北京时经常与学友们见面聚会。记得有一位老朋友每次见到我都会问道，雪光，最近有什么大作？回答没有，他就会说，期待我做出好学问。每次碰到这种情况，我心中忐忑不安，生怕辜负了朋友的期待。那时田野研究中常常头绪乱麻一团，苦于找不到明晰的线索思绪。在彷徨困惑中，只有一个固执的信念：坚持下去，一定会找到好的研究方向和课题。

回想起来，我很幸运，坚持了下来了，有了十多年的积累，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心得见解。这种坚持的动力来自两方面：内在的追求和制度上的保障。

学术所为，需要有内在动力，这是学术工作的性质决定的：一方面，学者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选择性；另一方面，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差别极大。创造性活动风险极高，很可能劳而无获，远不如轻车熟路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来得稳妥可靠。创造性的研究工作，言前人所未言，行前人所未行，是有风险的。学者有内在动力追求这种创造性经历时，TA才会有这种冒险精神（risk-taking）。一个通常的说法是，研究生训练过程和教师录用过程，其基本原则是识别和筛选那些以科研教学为“天职”的学者，把那些不适合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们、特别是那些营利者和投机者、分流出去。

不过，内心追求是远远不够的！我们生活在高度组织起来的当代社会中，个人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，学术界也是如此。做出好的研究工作，是每一个以学术为业的学者的愿望和追求；但学术评价体制差强人意，而且无论怎样改进，都无法解决其多重内在矛盾：数量与质量、近期与长远、短线与长线、学术与行政。在强大的制度面前，学者只是脆弱的鸡蛋。只有将学术制度从行政墙壁转变为孵化器，才会催化出创造的能量。学术创造需要制度上的保障，大学教授终身制（tenure）即是其中制度之一。美国社会诸多职业中，只有法官和教师是终身制的，前者是为了保护法官职位的公正性；后者为了保护学术自由（academic  freedom）。这一制度安排不无道理。

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，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在这个田野研究项目上投入十余年的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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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保障不仅是纸面上的，而且在人们的精神中。美国所有大学都有终身制，但不少学校里学者仍然面临不容忽略的发表与研究经费等压力，各种因此而来的难堪情形也时有耳闻。

外界的宽容是鼓励研究创新的重要环境，体现在周围学者同仁的共识，对创造性活动的欣赏，对这种追求的理解；至少是对学者学术活动的放任和容忍。这就需要一个好的的学术社区，即有同样价值判断和理念的人们构成的学术共同体。可以说，科研型大学大多是这类社区。 我在参与系里和学院或学术界组织的各种学术评审工作时，大家来自不同领域或学科，有不同的学术风格和知识结构，但对好的研究的品味（taste）却很是相同。一旦有分歧，也可以可以在更高原则上找到妥协的基础。

我很幸运，在学术旅途中——美国、国内——碰到了许多好的学术同仁和学术机构，包括资助机构。他们的容忍和理解给我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动力。我在2017年结集出版一书的序言中写道：“这些学术机构提供了以学术为本的宽松环境，使我没有在急功近利的压力下惶惶然地从事研究工作。”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。身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，如果还患得患失、不肯在学术上探险，那就实在问心有愧了。

多年前，在美国电视上有一则为黑人子女教育募捐的公益广告，其中一句话令我心动：“A mind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”（“荒废心灵，天理不容”）。在这个感恩的时节，我对身处其中的学术体制、学术环境和周围的学者同仁，对他们的理解或宽容，深怀感激和敬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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